袁贻辰

5年前，我是那个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在离开母校华师前一个月终于签下了三方协议，手忙脚乱地开始实习、打包托运行李，等到正式入职时才发现，我真的成了一名记者，一名我无数次幻想过的——中国青年报记者。

一

这个活儿和我的想象还真是不太一样。来到报社“冰点周刊”没多久，我就被扔进了四川深山里的垃圾堆，和一个生了11个孩子的家庭朝夕相处，我甚至不理解为什么要写这个有些“极端”的个案。

从太阳当头到夜幕降临，我安安静静坐在母亲张杏子身边，听她断断续续的哭诉。那一刻，我突然有点儿理解这个苦命的女人，她太需要倾诉了，没人会听她说这些。丈夫伤人被抓走后，警察根本不听她的，在很多人眼里，她“精神有问题”，村里没谁会搭理她。

在她有些沙哑的哭声里，11个孩子也不只是一串数字这么简单了。打伤人的老五的确暴戾，她带着弟弟妹妹四处践踏农田摘果子，可每天把学校发的免费午餐、牛奶带回家给弟弟妹妹的，也是她。她也渴望过朋友，只不过学校的同学依然嫌弃这个脏兮兮的姑娘。

老二看似是这个家庭最正常的孩子，被这个家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一见到我，就只会说自己父亲和四弟的冤屈。从他的装扮、行头开始，我看到了那些上访的文件袋，知道了他被改变的生活轨迹。从他的手机聊起，知道了他曾经的合肥之行及其父曾对他的种种期望。说起大城市的高楼大厦，他终于打开了话匣子。走在镇上尘土飞扬的路上，这个退学前成绩颇为优秀的男孩告诉我，有同学和捡破烂的自己擦肩而过，“幸运”的是，对方没有认出他。其实，我和他都知道，那么近的距离，怎么可能认不出同窗两年的同学。少年挤出笑容说“挺幸运的”，那一刻，我觉得他的痛感，我感同身受。

我在那个家里吃了浑水煮的面条，也看到了脏兮兮的女主人。在社会投来一片猎奇和唾沫星子之下，我突然想离这个家更近一些。在和他们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我才了解到女主人曾是一个爱干净、顾家的女人，可11个孩子彻底拖垮了她和这个家。她变得邋遢、蓬头垢面，厨房、客厅也慢慢在这个家庭消失……

正是这种人与命运的撕扯最后又败下阵来的故事，才更显得残酷与真实。

回成都的大巴车上，我抑制不住心里的难受，可更想写下这个故事。我想知道当这个家庭走到这一步时，“我们”在哪儿；我想让匆匆一瞥这家人命运的读者，能停下那么一小会儿，看看11个孩子的命运如何被这个家庭撕扯、分裂。

我仿佛也听到了骨节啪啪响的声音，那可能是成长的声音，曾经那个焦虑的、不知道能做什么的自己，好像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二

一个月后，我去了东部沿海的一个小镇，那里，跟随父母来此套口（即从事毛衫缝合工艺）的云南少年群体里发生了一起命案。15岁的龙龙死于一群他根本不认识的同乡之手，起因不过是两个“帮派”老大之间的口角。

随着采访的推进，我发现了更多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小镇生态——这里的娃娃机里装的不是娃娃，而是烟；这里打工学校里学生对周遭同学消失的习以为常以及老师的互相推诿；这里青少年犯罪节节攀升的数量和耸人听闻的犯罪手法。

这是打工子女的青春悲歌。如果我不把它记录下来，这个伤口也许很快就会结痂，喜新厌旧的读者会很快忘记这段被淹没在互联网海洋里的故事。可是，他们的真实存在也是这个社会发展的侧影，当大量西部山区的孩子涌入东部地区时，纷纷脱离疲于奔命的父母的掌控，他们的生活图景会如何？他们的未来又何去何从？

采访的那几天，我一个人往返于命案现场和派出所，也喜欢一个人沿着热闹的小镇走走停停。那一刻，我发现我的工作在让我成为一个更细腻也更广阔的人。我从未想过，出生、成长在大城市的我会去关心一群遥远的小镇少年，去关心他们的命运和这个国度有怎样的勾连。

如果没有踏入这个行业，我可能会成为一名白领，也可能会在世界500强公司中为升职而奋斗，时代给我们这一群不同类型的少年和青春提供了不同的底色。

是的，我依然关心房价，热爱逛街购物，可我又好像有那么一点儿不一样了。在看到宏大的统计数据和经济走向时，我总会想到我曾经采访过的这些故事，他们都那么鲜活，都是宏大语境里一个个真实有力的注脚。

中学同学聚会时，我发现，无需过早囿于车子房子票子孩子的生活，是那么纯粹和简单。在他们一点点被压力蚕食的眼角，我看到了岁月的痕迹，也听到了自己内心更坚定的声音。

我迷恋上了这种往泥土里钻的感觉。

三

临近春运，我踏上了京沪线上最快的高铁和最慢的绿皮车，听两代列车工作人员讲述他们眼中的春运变化，从餐车主任、炒菜师傅、乘务员的讲述里我好像看到了两个时代的重影——密闭的车厢里像是压缩着不同时代的气味，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同时留在了列车上。

十余年间，中国成为高铁上的国度，高铁通车里程突破两万公里，铁路大动脉延伸出无数毛细血管。舒适现代的高铁最快4小时49分钟就能跑完京沪线，但在普通列车车厢里，有连卧铺都没听说过的老人、连火车厕所都不会用的农民和用扁担挑着蛇皮袋的农民工。

这些复杂的身影组合在一起，拼凑出了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和我对这个国度的理解。坦白讲，我不是一个热爱学术热爱公共事务的人，可这份职业老把我拖入这些局面，我不断地查阅资料，不断地和各行各业的人聊天接触，不断地打破我的偏见，重建我的认识。

身处这个时代其中，我不断理解着这个超级大国一步一步的转变，理解着它每一个时代的侧影。4年多的工作，正让我一点一点拼凑对这个国度的认知。我很认同中国青年报一位前辈所说的，记者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永远不停歇地出发在路上，你才能离这个国家近些更近些，也才能真正对它作出判断和建议。

四

越来越多复杂的元素冲击着这个时代。我在四川盆地采访悬在钢丝上的父与子，父亲迷恋互联网直播的繁华，让6岁的儿子直播走钢丝，当网红。口水和板砖之下，当我走近他们，却发现这个年轻的父亲受限于自己的人生阅历，害怕儿子重蹈他的覆辙，才把当网红这条路当成救命的钢丝，才把这个家庭牢牢拴在上面。

他可悲吗？曾经打工、丧父的经历都在告诉他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里的无奈，可他的无奈背后也是一代青壮年农民工的无奈。路越走越窄，真的只剩下那条银白色的钢丝吗？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但想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从那些爆款的养生和“鸡汤”文章里抽出一点点细碎的时光，共同讨论这些值得时代记录的小人物。我始终相信，媒体能做的，不止是信息的传递，我们筛选的故事和话题，都希望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其中；不止是追逐热点获得点击，更重要的，是探寻那些“公共性”，那些人性的真实和复杂。

也许，在吐槽房价、物价之下，我们这代年轻人还能有更多的讨论——那些关于社会流动、关于留守儿童、关于大时代和小人物、关于历史的态度、关于社会恒定价值观的守护。

对我来说，每一次挖掘故事、挖掘人性、挖掘“公共性”的过程中，自己的外延也在延展。

五

曾经的我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只有空荡荡的“30万人”。可随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次次的采访，我知道了在那场浩劫中，几乎每隔12秒就会有一个生命逝去，我知道了一面高12.13米、长20.08米的档案墙。

档案墙从地下一层直插地上一层，也只放得下1万多人的资料，还有更多的遇难者资料无法展现。

在纪念馆，我还看到了一群日本漫画家对战争的反思，在日本，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人已占总人口的七成。对漫画家来说，“熟悉那场战争的一代人都已步入高龄，如今的人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那时的事情简直像假话似的”。这些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人被称为“和平时期的笨蛋”，在采访中，我被触动了，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的笨蛋呢？战败前的日本，是“一片片热得似乎能烤着眉毛的焦土，焦土上是很多烧死的尸体”；是“那时的青年没有活得久一点的奢望，也从未想过能活长久”；是“大家都被战争弄得团团转，我一个人只敢默默去想到底哪儿不对劲儿……”（拙作《90后看南京大屠杀：自己何尝不是“和平时期的笨蛋”》）

这些细节让我对战争的理解更复杂更多元了。稿子见报后，有许多读者找到了我的微博和微信，给我留言。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和我一样的90后。

六

我感谢这些难得的采访，它们最后都从我的笔尖流出，尽管这些经历一点儿也不“高大上”，可这些独属于我的故事，就像草一般的青春年华，在我的生命里放肆生长，粗粝而又顽强。它们在不断地告诉我为什么要成为一名记者，也在加厚加重我青春的分量。

那些一个个“10万＋”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全部价值，还有很多阅读量不尽如人意的报道在提醒着我，还要努力，把这些有些严肃有些不好玩的故事，记录得更加完整，写得更加耐人阅读，能走出编辑部的“深闺”，让更多读者所知。

这是我笔尖下的草样年华，也是我未完待续的“事业”。

（作者袁贻辰，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现为某互联网公司公关策划 邮箱：yuanyichen@kuaishou.com）